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賨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2016-12-08 17:27:00
一、政治
秦汉时,賨人因有战功而不交或少交人头税,占有10妻也不交人头税。打伤人按情节轻重论罪,杀死人者向家属赔偿一定钱财即可免罪。在政治上获得宽松的特遇。“秦犯夷(賨人)”,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的刻石盟文,说明賨人可以得到与秦人的同等地位、同等的人权。
大成政权推行“宽和政役”,出现了国泰民安的社会景象。大成政权在平定巴西、梓潼叛乱以后,开始注意招抚流亡,恢复农业生产等工作。由于李雄在政治上有宽容人的度量使不少人失掉依附的晋朝地方势力纷纷前来归附。
在赋役上,大成政权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主、客民之间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八九年以后,便出现“年丰谷登”、“民多富贵,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局面,在巴蜀地区经济上好转以后,李雄提倡设立学官,兴办学校。中原战乱,经济、文化备受摧残,而大成政权居然社会安定,文教蔚然,这应该是李雄的功绩。
大成政权的军队是以流民军为骨干组成的,氐、羌、賨人等少数民族是其主要成分。他们在行军作战中虽然勇猛善战,但是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纪律性亦较差,有浓厚的部落武装习气。
虚己好贤,随才授任。李雄在执政中,聘请大地主、大名士范长生做丞相,是因为范博学多艺多能,蜀人奉之如神。范死后,李雄又任用他有才的儿子范贲为相。这是事业兴旺的政治主张之一,也是领袖个人品质的体现。着名历史家常璩便是大成政权的史官。常璩所着《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史料。这部史书应当说是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志书。
实行宽厚的赋税政策。出现“民多富实……年谷屡登”的景象。对于后世统治者减轻农民负担实在是一面镜子。
严肃军纪,约法三章。李雄的队伍一拉起来,很快就打到成都郊区,投军人数猛增,进攻速度特别快,巴氐人纷纷归附这位“民族救星”。大成政权实施的军纪政纪,施舍赈贷,礼贤拔滞的政策息息相关。
二、经济
与土着民族杂居,学会种稻、黍、水果、水草,饲养牛、羊、马诸畜,出现酿酒、炼铁、烧陶、制造业,各式各样生产、生活交通和军事用品已经出现。宕渠地域上有两大城市,一是寅城,二是卢城,出现农商交易。
賨人酿清酒,土家族人至今仍然酿清酒。形成“家家会酿    酒,敬老先敬酒,请客必有酒”的习俗。
賨人在秦汉时除炼铁外,烧陶业已进入兴旺发达时期,砖、    瓦和陶器的烧制品留存下来的较多,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賨人在狩猎捕鱼经济时期,将寅布作为缴纳租赋的珍品,以至“户输賨布大人一匹,小口二丈”。
三、军事
一代代宕渠賨人的性格特点是崇尚智慧和力量,能文能    武,天性劲勇,战之能胜。被誉为“东方斯巴达人”。
武王伐纣:周武王即位后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参加伐纣的有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8个方面军。有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其中担任冲锋卒300人均是彭人(即賨人,见四川文理学院学校《古賨人探索》2015年第3期)然而,纣王的军队却是70万人。众寡悬殊。《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
浮江伐楚:秦惠王时(公元前337年),司马借率巴蜀众10万,大舶船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黔中郡”(今湖南常德市)。彭人又成为勇武之师,取得了扩张地盘的胜利。战后论功行赏,对有功的彭人“薄其税赋,人出钱40,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彭人被称做賨人由此开始。(《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注)射杀白虎: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年-前251年),白虎危害秦(天水)、蜀(成都)、巴(阆中)、汉(汉中)4郡,秦王重赏募人除患:“国中有人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賨人廖中药、何射虎、秦精等做竹弩并于高楼射虎,中头二节。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
平定三秦:秦二世子婴二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刘邦发起推翻秦朝统治的起义,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来,刘、项争天下。刘率兵平定三秦(即被项羽分封的秦之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中,采纳阆中賨人范目的建议,“募发賨民要(约)与共定三秦”。賨人为汉军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立下赫赫战功。秦地即定,封范目为长安建彰侯。刘邦采取先秦的办法,对罗、朴、昝、鄂、度、夕、龚等賨民主姓免除租税徭役,賨民余姓“岁出賨钱40”(别的民族岁出120钱),保留賨人民族、部落组织,封其大小酋长为王、侯、邑君,热情称赞賨人的战歌战舞,称賨人武舞曰“武王伐纣之歌也”。由此定名“巴渝舞”。
南征平乱: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车骑将军冯绲(宕渠人)奉令率军南征,“虽授丹阳精兵,亦依板楯(寅人)”,使“武陵蛮”降散。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长沙蛮”揭竿而起,加上“陵零蛮”举旗响应,合流暴动,集结3万之众,迅猛异常。冯绲率10万之众,利用賨人充当主力出击,很快平息了叛乱,前后受降10余万人。
反对暴政:东汉灵帝(168-189年)益州计曹椽、程苞向灵帝秉报賨人现实处境:县乡官员多而贪婪,百姓徭役赋税沉重,随时遭毒打,走投无路,“不是嫁妻卖子,就是割颈断头”,陈冤州、郡地方官吏不理,去朝廷路途遥远,“含冤呼天,叩心穷谷”。在东汉顺帝、桓帝之时“板楯数反”。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板楯复反”,掠取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中平五年(189年),宕渠賨人响应震撼全国的黄巾军大起义,攻打城邑,杀死官吏,“拘迫衣冠”(财主、官吏)。东汉末年,信奉鬼巫的賨人参加杜䦆、朴胡、袁约的“五斗米教”,起兵反叛东汉统治。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朝廷接连数次镇压寅人,可是“连年不能克”。
流民起义:晋元康年间(291-299年),略阳、天水一带遭受旱灾,饥荒严重,灾民纷纷流入川北、汉中地区的氐人(賨人)数万家。朝廷强迫这些流民返回原籍。宕渠賨人李虎之子李特站出来赈济同族兄弟,并请求当地官员就地安置,但遭到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特(宕渠虎城寨人)把这些流民组织起来,不到半月便集结2万余人,迅速组成流民起义军,推翻晋朝统治。李特被推为镇北大将军。第二年秋,李特战死,次年10月,李雄率部占领成都,被拥戴为“成都王”。永兴三年(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年号晏平(后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起义军东、西、南、北征战,捷报频传。成汉版图扩大到今四川全境、云南、贵州北部(《辞海》)。李雄在位31年,注重恢复农业,减轻赋税,创立学宫,重用人才,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出现“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局面。賨人李雄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民族皇帝,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四、文化
鼓动性强的《巴渝舞》
巴渝舞亦名俞儿舞,初为军前武舞。表演者身披盔甲,手持戈弩,以铜鼓击节,载歌载舞。此舞既用于练兵习武,又用于战前鼓动。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被谓为“神兵”的彭人(板杀人放火冲锋兵,用歌舞以凌殷人,使得殷军“前徒倒戈”。
汉高祖刘邦非常赞赏这一战例。公元前206年,刘邦平定 “三秦”,招募板楯蛮充当“前锋”,仍是载歌载舞,冲锋陷阵,有力地击败了项军,扩展了地盘,刘甚为兴奋。高祖视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为什么起名“巴渝”?因伐纣之歌的创造者板楯蛮居住中心在巴郡渝水(今渠江支流——流江河)边而命名(《中国历史大辞典》)。后来,民间土风舞蹈的《巴渝舞》跻身宫廷,成为宗庙正乐。公元前108年春,汉武帝刘彻招待西方使节、商人,演出节目中尤以《巴渝舞》特显风采,很受外宾赞许。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描述当时演出盛况时说:“于是乎游戏懈怠,置洒钧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旗,树灵角之鼓,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伴奏由36人敲击铜鼓。每鼓2人,一个用槌击鼓,一人执木桶对准底部,以增强共鸣,演奏的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水歌曲》、《安台渝歌曲》、《行辞本歌曲》等。由于寅人没有文字,不能用书面记录下来,加之用賨民族方言“左语”演唱,汉魏时人也只是一知半解,“莫能晓其句度”了。
魏初(公元222年),曹丕命军谋祭酒王粲改造《巴渝舞》歌词。《巴渝舞》名称也改作《昭武舞》,用于郊庙祭祀,歌颂魏之祖先功德。
晋代,将《昭武舞》改作《宣武舞》。舞者已列队8个,达64人,演出时挥旗飘毛,《巴渝舞》进入《宣武舞》阶段,已经趋于僵化、没落。东晋南迁,《宣武舞》进入江南,成为南朝“清乐”。梁代将《宣武舞》恢复原名《巴渝舞》。隋文帝杨坚把《巴渝舞》视作“亡国之音”加以废止。
唐初,保存有南北朝时的旧乐63首,到武则天时,仅存《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子夜》、《吴声同时歌》、《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32曲。伴奏器乐有琴、瑟、云、笙、竽、筝、箫、钹、膝、拍板等,取代了“铜鼓声声坎坎”壮其声威的格调,变成了靡靡之音。
周代至唐代,是《巴渝舞》从民间走向宫廷的转化时期,也是从昌盛到衰落的一段悲剧史。
 
清快宛转的《竹枝歌》
 
竹枝歌又称竹枝、竹枝子、竹枝词、竹枝曲。賨人演唱竹枝歌时用竹枝击鼓,且歌且舞,因此得名。《太平寰宇记》卷137《巴渠风俗》记载了此歌的演出情景:“此县(宕渠县)是当夷僚之边界”,“其民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一个漫长的传承和发展时期,民间的、文人的作品双舸争流,賨人踏而歌,有个专门的名称叫“踏蹄”或“蹄踏”。也许就是竹枝歌最早的名称吧。有史可证的是,始称竹枝则是唐代的顾况,曾有诗云:“巴人夜唱竹枝后,断肠晓猿声渐稀。”
音调清快宛转,百姓喜闻乐唱。晋代文人将竹枝歌收入《乐府》。唐代将其作为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单调14字,双调28字,分平韵、仄韵两体。语言通俗、易懂易唱,演唱不拘形式,不择场景,用铜鼓、短笛伴奏,和声中加有衬字,可以独唱,也可以合唱,有领有和,随意自然,富有民间生活情趣。和声中的衬字有“竹枝”、“女儿”、“竹枝子”、“竹呀竹枝子”、“乖妹儿”和“乖呀乖妹儿”……,衬字只是增加歌词演唱时的韵味儿,没有实在意义。賨人踏足而歌,注重步伐整齐,进退裕如。
竹枝歌由民间编演逐渐进入文人创作,歌词脱俗而雅,成为中国诗歌一种特别的体裁。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后,深入民间,亲听《竹枝歌》,觉得歌词浅俗,“知变风之自焉”,得组诗《竹枝》9篇,歌颂三峡风光,描写男女爱情。其中首篇是: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情。
加上衬字即成为:
杨柳青青(竹枝)江水平(女儿),
闻郎江上(竹枝)唱歌声(女儿),
东边日出(竹枝)西边雨(女儿),
道是无情(竹枝)还有睛(女儿)。
此词去掉衬字即为七言绝句。把歌词、音乐、舞蹈融为一体的竹枝歌成雅俗共赏的综合艺术形式,文人和百姓皆有兴趣。这一歌体被誉为“诗之国风,辞之《九歌》”。
 
流风遗韵代代传
 
隋人李作梅诗曰:“宕渠城下草竿竿,射虎遗区旧迹堙。賨国山川明似秀,巴人(巴地人)歌舞散如烟”。賨人后裔土家族人的《大摆手歌舞》是《巴渝舞》的继承和发展,现已公布为国家“非遗”名录。巴渝舞中一人领唱,众人帮腔,形成一种逛街演唱程式。川剧高腔,般工号子、车车灯、花灯等,是古代竹枝歌的遗存形式。竹枝歌中衬字,成为不少歌曲和曲艺演唱时借鉴和变异模式。陕西民族《对花》的“岂不呀儿哟”“花不呀花儿哟”“其不登儿强”,河北民歌《献花》的“八千隆咚锵咚锵”、“得儿赛得儿锵咚锵”,曲艺演唱衬字的应用也很广泛,陕北花鼓《拥军》的“海来翠花”、“嗨呀海棠花”,四川“车车灯”的“腊梅花儿开”、“花儿红”,连箫的“荷花闹海棠”……这些衬字可说是五彩缤纷、地域韵味深厚,为演唱平添了感染力。巴渝舞、竹枝歌已经深深地扎进我们民族艺术的土壤里,作为传统艺术,虽然是“变化”着的,但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总是离不开基本的“轴心”。巴渝舞、竹枝歌似乎在时尚和流行的潮声中歇息下来了,不,只要从作品丛林中悉心地注视一下,就会发现她还健康地活着,有顽强的生命力,是艺术史上令人注目的娇子。(作者:李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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